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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又回到阔别十多年的香港了，想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，但紧张繁忙的生活方式使我感到很不习惯。香港人对我的热情使我受宠若惊，但因为太惹人注目，却又使我间接的失去自由：出现在公共场合里，就被人包围着，指手划脚的谈论着，使我觉得好象是动物园里的怪物或大猩猩。我这样说，并不是讨厌围观影迷，我只是把我想到的直觉地反映出来。我不擅于掩饰，我的个性一向是忠诚地表达自己，正如截拳道一样。也许某些说话听进别人的耳朵里得罪人，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假如对我有所误会，希望大家原谅我。
 

　　有关我的家庭生活，抱歉得很，这一阵子非常忙，我甚至连一些世叔伯和友好亦未能拜访，也请原谅。我并不喜欢家人的照片太多的刊在报章杂志上，这并不为了什么，只希望年幼的孩子能生活得轻松自由。因为妻儿都在电视上露过面，走在街上，也有观众认出来，像对我一样，在指手画脚和投以奇异的眼光谈论着，这对于一个只有几岁大的孩子来说，会使他感到不舒服。当然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但我明白这是一位明星所必然产生的矛盾和不可避免的。对于香港片场的生活，我也是不习惯的。比如拍《精武门》，坐了二十多小时的飞机已经感到疲倦了，还没有获得充分的休息就要拍片，而且一拍就是七天，天天都在打。一方面是会感到疲劳，而另一方面心情也不大好。我认为每个星期应该拍五天戏，有两天假期休息。美国拍片就是这样，而且每天最多八个小时。

　
　　我听说，这里有些明星一天拍三组戏，日夜不停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，也不知他们是怎样拍的。在美国，不会有两部片同时拍摄，总是拍完了一部再拍第二部，否则的话，精神不能集中，无法好好地去表现角色中的人物，一定会影响到影片的质量。如果长此下去，迟早会有问题。每天拍三、四组戏，那是纯粹为了赚钱，并无兴趣可言。而事实上，如果要专心的去拍一部片，直接的是表现在技能的优良上，但间接的可以赚到钱。因为拍出来的影片质量好和卖座高，片商们可以出很高的片酬请你拍戏，那不是一样达到了赚钱的目的吗？最近有人出到２０万港币请我拍戏，但我没有答应，一方面是可能要返美国拍电视片，另方面也考虑到其他问题。如果２０万请我拍一部戏，结果卖座也只有２０万，那么以后还有谁请我拍戏？

　　有记者问我，小孩的功夫打得似模似样，将来会不会继承我的武道？我认为，以固定课程传授武道，会局限了个人的发展。现在我结束在美国的三间武馆了，至于孩子的将来，还是让他自由的发展好了。虽然我也曾教过孩子武道，可是却给我带来了麻烦。孩子在美国念书时，常常跟同学打架，打痛了同学，被同学投诉，我也就不敢再教他武道了。在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收获，我认为并不是在武道上、电影上或是电视上，而是娶了一位外国籍的好妻子。她人很贤惠，处处都在迁就我，甚至当我工作后回到家里，她给我脱鞋子。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也许有人会怀疑，两个不同国籍的人在一起生活着是否和洽，但我太太已经中国化了，她可以说一般应酬的广东话，同时也学会了烧中国菜。至于我的家庭生活，十分简单，除了工作外，假期也很少到别的地方去，多是躲在家里看书。我喜欢看武道和哲学的书籍，对于电影，看得并不多。

　　我离开香港太久了，许多观众都对我不认识，记者也会提到有关我从影的经过，就籍着这个机会，简略的说一说。其实，我一出世就拍片了。那是在三藩市拍的《金门女》，因为我父亲李海泉也是演戏的。６岁时，又在香港上银幕，第一部是《人之初》，到《人海孤鸿》为止，先后一共拍了十多部片。１８岁，到美国念书。当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拍西部片，而且有许多顾忌：首先，中国人怎么能跟好莱坞的大明星比？况且自己的英语又不大好；其次，如果要我梳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去拍戏，即使给我多少钱我也不愿意，我宁愿躲在车房和地窖里教拳。直至１９６４年在加省的长堤各国武道表演中，我表演了咏春拳，被２０世纪霍士公司看中，邀我拍电视。本来是拍《陈查礼之子》的，后来却改拍《青蜂侠》。我认为这部片集并不成功，因为太过浅陋了。不过，我演的角色却很受到了欢迎。也有记者问我，粤语片到今天田地，有什么感想？我除了百般感慨外，不知该说什么，因为离开香港太久了，不了解香港电影界情况，无从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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